审判“四人帮”，从右至左，依次为江青、姚文元、王洪文、张春桥

左一为叶剑英

华国锋

吴德口述回忆录《十年风雨纪事——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》，2004年1月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。此书出版不久，我在书店买到，因待看的书尚多，搁上书架，迟迟未看。一搁便过了三年。最近拟写一篇关于口述史的文章，想起此书是出版社推出的“当代口述史”丛书一种，找出一读。真是“不读不知道，一读方知道”。末三字套用“吓一跳”，表示虽然没有吓一跳，却让我知道了那段历史的许多真相，这在已经出版的一些有关这段历史的党史书籍中大概是难以看到的，使我产生“相见恨晚”之感。

这里可举十年“文革”的一件谢幕大戏来看。

这当然就是1976年10月6日粉碎“四人帮”这件翻开历史新页的大事了。1981年6月27日中共中央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(下简称《决议》)称之为“历史的伟大转折”，指出:“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，从危难中挽救了党，挽救了革命，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。”连用两个“挽救”，足见党中央对此评价之高。《决议》在这段评价之前，又特别指出:“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，华国锋、叶剑英、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。”就是说，华、叶、李三人在这次斗争中，起了决定性的决策作用。值得注意的是，《决议》在三人的名字之后，加了一个“等”字，说明还有别的人也在这次斗争中起过“重要作用”，即决策作用。这是什么人呢？这里一个“等”字为后人留下了悬想的空间。《决议》是中央纲领性文件，字斟句酌，虽一字一名之微，也不是轻易可以增减的。

但是，随后出版的几种党史读物，有的还是颇具权威性的，就我个人阅读范围所能看到的来说，基本上都未能为读者解答这个悬疑。这些读物，在提到这次重大历史事件决策过程时，大致采用三种“春秋笔法”:一种是全搬《决议》原文，如《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》、《毛泽东传(1949－1976)》。一种是把“等”字干脆去掉，改为“核心”，好像没有其他人了，反而有失《决议》原意，如《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大事本末》。还有一种是照搬《决议》原文，后面加上一句“某某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”，但未说明与“起了重要作用”有何不同，如《“文化大革命”简史》，读者还是蒙在鼓里，弄不清《决议》所用的这个“等”字后面，究竟还有没有其他的什么人。

本文一上来就说，读了吴德这本回忆录，有“相见恨晚”之感，就是说它能多多少少解答凡为读者可能产生的一些疑问，包括对《决议》的那个“等”字的问题。这本回忆录第十二章为《关于粉碎“四人帮”的斗争》，详细记录了1976年9－10月间那个历史阶段中央决策过程，皆亲身经历，是第一手史料。今特摘录其亲历的若干重要部分，为读者再现当年某些场景。原文叙事，前后常有交错处，今按时日归併，遇需要说明的，略加按语，以明背景。

1976年9月治丧期间，大约是十几号华国锋、李先念、陈锡联、纪登奎和我(吴德自称，下同)在国务院后边的会议室里讨论过解决“四人帮”的问题。我想华当时是在了解我们的态度，准备做粉碎“四人帮”的工作。后来华告诉我，他当时已经下了解决“四人帮”问题的决心了。